不經意間，我伸出致敬的胳膊，跟許多年前的羅薩先生握一次手。
——創作手記
父親丟失記憶大約是從七十一歲開始的。如果說一個實錘的時間點，應該是他的壽日那天。
那天剛好是周尾日子，到了下午，公司里忙亂的氣息散去一些。我抽個閑兒打電話給父親，讓他做好出門預備，過一會兒我去接他。父親問：“讓我出門？出門干什么？”我說：“去海鮮館給你過生日呀，昨天不是跟你說好的嗎？”父親說：“今天是我的生日？沒弄錯吧？”我奇怪一下，以為是電話嘈音打擾了對話，就大聲提示說：“不說了不說了，你收拾好自己等著吧。”
靠近傍晚時，我開車出了公司。因為是周末，街上有些堵。為了扳回一點時間，我又打電話喚了父親下樓候車。過了片刻，我的車到達父親小區，他已挺著身子等在大門口。我招一招手，他拉開后門坐進來，但似乎沒把高興帶進來——在往日里，與家人到海鮮館聚飯他一般是壓不住快活的，因為不僅可以跟孫兒們見面，也可以吃到老家昆城的風味海鮮。我一邊踩著油門一邊向后甩出一句話：“怎么啦？去吃海鮮館心里還裝著不痛快。”父親說：“我對了一遍年歷，今天真是我的生日……這個日子我為什么會忘了？”這話聽起來有點幽默，我呵呵笑了。
到了海鮮館，我停好車子，掏出手機點開微信家庭群，見一大堆人已在包廂里等著，小妹已發出桌上冷盤的圖片，大妹則送出一張生日蛋糕照片。我緊一緊腳步，攜著父親往里走。剛進入大廳，我的眼睛突然一愣，因為這時我才注意到父親臉上的異樣——他的上唇刮了半邊胡須，一側已經干凈，另一側則雜草橫生，左右顯得涇渭分明。我有點想笑，忍住了，打開手機鏡子讓父親看。父親不好意思摸了摸右邊殘留的胡子，回憶著說：“我刮了一半，剛好你又打來電話。”父親臉面清瘦，胡子卻長得很猛，出門前總喜歡刮一下的。
因為父親的胡子，隨后包廂里的場面變得有些喜劇。我家三口，大妹家三口，小妹家也三口，這么多人的嘴巴一下子被動員起來，發出不同分貝的笑聲。尤其三位孫輩兒，主動擁住爺爺要求合影，臉上還扮出調皮的怪相。好不容易平靜下來開始吃喝，大妹先端上圓形蛋糕讓父親吹蠟燭。父親認真地一吸嘴巴，使勁呼出一股長氣——他怪異的胡子在嘴巴鼓起時顯出了滑稽。一桌子的人又嘿嘿哈哈笑起來。
在笑聲中，我沒有意識到父親已觸碰到那種有點虛飄的疾病。不僅是我，兩個更細心一些的妹妹也不會往這上面想。因為在此之前，父親沒啥讓人不放心的，吃飯和睡眠均好，身子除了定期年檢，基本不需什么修理。如果說有些擔心，倒是在五年前母親病逝之后，為了不使父親沾上孤單，我和兩個妹妹商議過輪流陪伴，讓他在三個子女家都待上一段日子。但父親拒絕了，理由是自己還不到熄火靠岸的年齡。他說，我又不是一只老去的船，在這個碼頭歇一下，在那個碼頭又歇一下。他又說，你們的媽把我先甩了，這沒什么了不起的，我一個人照樣可以過得乘風破浪。父親年輕時在家鄉做過幾年內河客輪的船員，后來雖然外出當兵，又混過漫長的機關歲月，口中仍免不了會跑出早年的船工腔調。其后數年中，他果然過得豪邁而平常，做飯洗衣，閑逛散步，追看熱劇，在周六享受孫兒們的拜訪和吵鬧。當然隔一些時日，他會要求坐著我們的車出去撒個歡兒。他比較喜歡站在西湖蘇堤上或者錢塘江岸邊，抱了兩條胳膊，一邊用目光從左到右橫掃過去。這時候他的派頭，仿佛不是一個看風景的退休處長，而是一位打量過往船只的老船長。
這樣的日子安全并且有著固定方向。只要跟著日子走，父親的老去便是緩慢的有序的，會一年一年快活地吹掉蛋糕上的蠟燭。
但是，此時坐在蛋糕前的父親已經不一樣了。他的生活正悄悄拐了個彎。
父親壽日之后一些天，公司接下了一個新樓盤的小區景觀設計，雖然有項目經理具體打理，我還是有點不放心，天天扎在辦公室盯著。這樣一忙乎，心思就不容易分到父親那兒。恰是那段時間，父親的不好情況像池子里的石頭，水一退去便接二連三顯露出來。譬如有一次他讓保安給大妹打電話，說鑰匙丟啦進不了門。大妹趕過去還沒來得及擦汗，已發覺鑰匙在門鎖上插著呢。下一次他給小妹打電話，說電視遙控器找不著了。小妹去了一陣沒頭沒腦地搜找，竟然在冰箱里見到了黑色遙控器。隨后一些天，妹妹們又吃驚地發現，父親去菜市場買肉菜，買了一回轉一圈又買一回，所以拎回家的菜品經常是雙份的；父親吃過中飯才一兩個小時，以為時間到了又張羅著給自己做飯；父親接老同事的電話，拿著聽筒半天不吭聲，因為弄不明白對方是誰；父親還喜歡發無厘頭的脾氣了，自己把屋子里擺放的東西搞亂，一轉身責問女兒這是誰干的。
姐妹倆做不到淡定了，鄭重其事地約見我。三個人聚到父親家，在小房間里形成嚴肅的談話架勢。大妹先搬出指頭，把父親的窘事數點一遍，小妹緊隨其后，把父親的狀況分析一遍。她們說：“哥，你別光顧著賺錢，老爸出大問題了。”她們說：“哥，老爸這段時間很少叫你來，是因為你忙怕打擾到你嗎？才不是呢，估計他是找不到你的手機號碼或者以為給你打過電話了。”她們又說：“哥，你得趕緊想辦法了，不然咱們很快會成為鑰匙和遙控器，讓老爸找不著啦。”
這個晚上，我在父親家留下來，以便觀察一下他的言行。在晚飯后的時間里，我陪著他喝了一會兒茶。他看上去沒啥不一樣的，只是有些沉默。沉默是老年人喜歡干的事，不需要往奇怪上靠。奇怪的是這天夜里，我被一泡尿頂醒，上洗手間，瞧見客廳的燈亮著，父親坐在那兒安靜地看電視。我吃了一驚，趕緊問：“怎么這會兒看上電視啦？”父親說：“你也該起床啦，今天要上班的，不要睡懶覺。”我看一眼墻上的鐘，兩點二十分。
第二天上午，我給一位有路道的朋友打電話，說了父親的病況。朋友不敢偷懶，給他的朋友打了電話。朋友的朋友是骨科開顱醫生，回話說這種病不能張冠李戴，我看不了，得去看神經內科。朋友的朋友又友好地表示，他會給神經內科的醫生打個電話。
我將外出的衣服讓父親穿上，告訴他要去醫院。父親臉上出現了不高興：“我身上沒有病，手腳又好好的，到那種地方去干什么？”我安撫說：“是去做體檢，一年一次不能漏掉的。”父親想了好幾秒鐘，似乎要反駁又找不到話語。他應該忘了今年是否已做過體檢。
我開車拉著父親去了醫院。在接下來的大半天里，我陪著他在門診樓里到處忙碌，一會兒坐著排隊等號，一會兒回答醫生問話，一會兒又接受機器檢查，完了再到醫生那兒領取預料中的結論。醫生是位中年胖子，有一張和氣的圓臉——不知是不是朋友的朋友打了電話的原因。他在電腦上開了一些藥物之后，轉過身問父親：“老同志，身體要保健腦子也要保健，醫生的建議您會聽嗎？”父親不明白地看著醫生，沒有吭聲。我接過來說：“聽的，當然聽的。”醫生說：“您會打牌嗎？撲克或者麻將。”我說：“這個他不會。”醫生說：“您會下棋嗎？象棋或者圍棋。”我說：“這個他也不會。”醫生說：“那您會寫字兒嗎？”我說：“這個他會。”醫生說：“我說的是毛筆字。”我縮一縮嘴說：“這個他也不會。”這時父親開口了：“別說我這個不會那個不會，不會我可以學。”醫生笑了臉說：“我要的就是老同志這句話，您可以學打牌學下棋，也可以寫字兒學書法。”父親說：“我是機關退休干部，我不學打牌下棋，我要學書法。”醫生點點頭說：“您的書法學好了，記性也會好起來的。”
當天下午，我便買了筆墨紙回來，又在網店下單買了字帖。我怕時間一長，父親會忘了醫生的話。
吃過晚飯，父親被我引到書房桌子前。他拿起毛筆蘸了墨水，稍稍有些發愣，似乎不知道要寫什么字。不過很快那筆尖落下來了，在紙上形成了一行字，吳識水，男，七十一歲，昆城人。這些字兒有些怯，但不丑，看得出來，父親多少還有點童子功的。我笑了說：“可以呀老爸，想不到你還藏著寫字的功夫。”父親沉默的臉出現一絲笑意，說：“可以就是不錯的意思，我寫得真的還不錯？”我說：“不錯，很不錯，你什么時候偷偷練過字呀？”父親“哼”了一聲說：“不是偷偷，是在學堂里明著臨了一年字帖。”他想了一下，又在紙上寫了一行字：昆城城北中心小學。我說：“噢，原來你小時候上的是這所學校。”父親說：“讀了六年，五年級開始寫字帖。”我說：“你記得真清楚……這好呀，以后你又可以臨字帖了。”父親說：“你是讓我去學堂當學生嗎？”我說：“不用去學堂，你早畢業啦。咱們說好了，以后你就在家里練字兒。”父親看一眼手中的毛筆，說：“好吧，家里就家里。”
兩天后，我把快遞收到的字帖交給父親。按照百度兄的指點，我買的是《顏真卿勤禮碑》，楷書為先，首選顏體嘛。帖書挺寬大，父親拿在胸前打開，鼻子往前湊了湊，目光停在上面許久沒有挪開——大概是一個個含著勁道的碑字一下子接通了他遙遠的記憶。過了一會兒，仿佛聽到上課鈴聲的提醒，他在椅子上坐下，挺直身子擺正腦袋，像一個小學生似的一橫一撇認真寫起來。我泡了一杯茶水擱在旁邊，他沒有搭理我。
自此以后，父親把不少時間花在了書房里，先是上午待一兩個小時，后來覺得不夠，在下午又添上一兩個小時——也許是他搞混了時間，把上午和下午攪拌在了一起。他的書房本來稱不上書房，因為書櫥里稀稀落落的沒多少書，有價值的書更沒幾本�，F在呢，這間不大的屋子里常常飄動著墨香，墨香之中，端坐著一位勤奮得會忘記時間的老學生。
那段日子，為了安頓好父親的生活起居，需要趕緊往家里引進一個保姆。大妹對此比較積極，從中介所先后挑了兩位女人跟父親見面。第一位胖女人站到父親跟前時，他傻了一下，扇扇手說：“不要不要！”過一天第二位瘦女人剛進門，父親就生了氣說：“你怎么又來了？我說過不要的！”弄得瘦女人一愣一愣的。
看來父親對男女之別仍保留著警惕，至少還不糊涂。我只好調整思路，讓大妹去中介所找一位男保姆。兩天后，一個五十來歲的矮個子男人真的來了，條件是只做大半天工，上午十時來下午五時走，但會做好兩頓飯和一些家務。父親對一個陌生男人的進駐仍然是拒絕的，不過大約因為該男人個子小不惹眼，一天中又只待不太多的時間，他眨幾下眼不吭聲。不吭聲就是表示不反對。
有了男工以后，父親的白天可以不掛心了，但還有整個晚上和半個上午仍是不安全的——不用說，父親現在若是一個人跑出門，是很容易把自己弄丟的。我探問過兩個妹妹的想法后，決定身先士卒地搬過來住一段時間。當然啦，這也與妻子兒子一塊兒撇下我有關。兒子剛剛進入高三要拼一年的高考，可他在校內睡的吃的都不合意，于是我們干脆在學校旁邊租了一套小房子，他媽一下班就趕過去做飯陪讀。我和父親一起住還有一個便利，去公司上班的時間是彈性的。地產景觀設計公司，工作忙碌是一種常態，一個接一個的項目會推著你往前走。雖然公司養著一批能干活兒的人，但我遠遠到不了閑心的時候。不過母親去世以后，我或多或少忽略了父親，換句話說，我或多或少虧欠了父親�，F在父親都成這樣了，我再不能一頭扎進繁忙工作里，硬把自己打造成只顧撈錢的老板。
有了這樣的心態，我便要求自己遲出早歸，待在家里的時間就多了起來。上午出門前，我會陪在書房里，看父親寫一會兒字。父親寫字的時候，脖子前伸著，身體有些硬，有時盯著字帖看一兩分鐘，才會落筆臨出一個字。但不管怎么樣，他認真投入的樣子讓我安心。晚上父親不寫字兒，我就伴著他在小區院子里走一圈，一邊走一邊說上幾句話。散步回家，兩人又坐在客廳里看上一小時的電視劇。電視劇內容不講究，連串不上也沒關系，反正他記不住前一天看了什么。偶爾在電視劇里看到舊時的小鎮模樣，他臉上會一醒，腦袋往前探出一截，問：“這是昆城嗎？”我說：“不是。”他便輕輕嘆口氣，把腦袋縮了回去。有一次我分著神兒，隨口應道：“是昆城。”他趕緊站起身往前走兩步，似乎要走進電視機里，可惜眼前鏡頭一閃，屏幕上的“昆城”不見了。
我現在有一種判斷，父親腦子里貯存的東西漸漸減少，可有的記憶他又使勁護著，譬如昆城。
父親是在十九歲時舍下干了三年的船工身份，離開家鄉去當兵的。雖然只有初中文化，但他憑著腦子靈活手腳勤快，做上了首長勤務員。后來首長到了杭州，他也跟著來了，不過很快政治浪頭濺到身上，他下放到機械廠當了工人。首長幾落幾起，在“文革”后上任某廳廳長，父親自然也脫離窘境，調到廳里做后勤工作，一做便是幾十年，最后以工會副主席的身份退休。在長長的歲月里，父親一直以勤務員的姿態，料理著單位里粗粗細細的雜事。我的公司剛創立那會兒，也想過在他那里拿點兒裝修辦公室之類的活兒，被他一聲斷喝擋了回來。大概單位的事太累心了，平時家里的事他基本不管，即使在休息日，也是嚴肅著臉，很少跟我們說些有趣的話。我只記得有一次過中秋節，他往家搬回一只海鮮箱子，里邊裝著一堆冰冷的水產品。吃晚飯時，父親有點得意地說：“這回分東西由我來掌舵，我說了算。”母親瞧著桌上的海魚，搭話說：“你以前掌舵的是河里的船吧？怎么開到海里去了？”父親愣了一下，說：“我嘴巴喜歡大海，眼睛喜歡河流。”這句話很有點意思，也符合我們對老家的認知。我們都知道，昆城離海很近，那里培養的嘴巴都離不開海里的魚蝦。我們又知道對昆城來說，比海更重要的是河流——在早年，河上的船是昆城通向外面世界的主要工具。
我甚至能感覺到，父親現在的腦子里有一條河船，正徐徐地駛向多年以前的昆城。
父親寫的字兒越來越有模樣了，但數量越來越少了。高產期的時候，一天能臨三四十個字，后來慢下來，只能臨二三十個字，再往后，是上午下午各寫一張紙，加在一起十六字。
這不是他偷懶了，而是花在每個字上的時間增多了。他對著字帖，能一個一個讀出上面的字，但拿起筆時，那些字便陌生了，各種筆劃像是散了架，一下子湊不起來。于是他只能將眼睛再移到字帖上，把要寫的字重新研究一遍。
與此同時，家人們在他的眼里也漸漸變得陌生。他先是記不起小妹的名字，很快又丟掉大妹的名字。她們上門的時候，他會點頭說來啦、吃過飯了嗎什么的，其實是有點狡猾地應付過去。再過一些日子，他忘掉小妹的臉，又抹去了大妹的臉。那次大妹去云南旅游十來天回來，拎著鮮花餅來討父親的歡喜。進了門她將漂亮盒子遞給父親，父親不接手，只是盯著她的臉說：“你是誰？我是退休干部不收東西的。”大妹愣了幾秒鐘，嘴巴一癟差點哭出聲來。
現在，能守住遺忘陣地的只剩下我了。妹妹們帶著一點醋意說：“看來老爸還是重男輕女，在記憶這種事上也弄出不平等。”我心里多了些小得意，嘴里卻玩笑地說：“那得怪你們不搬過來住，老讓我天天跟他待在一起。”妹妹們認了真說：“好吧哥，你得多抵擋一段時間，如果老爸再忘了兒子，那他的世界什么都剩不下了。”我笑一笑想說：“你們不懂老爸了，他的記憶再崩潰，他的世界也不是空白的。”但這句話我沒說出來，因為我知道，其實自己也吃不準父親的變化。
果然，再過一些日子，父親的書法學不下去了，字帖在他眼中終于成了把握不住的東西。但父親又是個執拗的人，他的毛筆沒有歇下，在宣紙上開始了自由功課——他只寫一行字：昆城城北中心小學。
每天上午一張，下午又一張，只寫這一行八個字。
寫著八個字的宣紙擱在墻角的地上，一張張疊起來，漸漸疊成了一尺多高。有一天我機靈一動，在墻上粘了兩只掛鉤再拉一根繩子，又在宣紙堆里挑出幾張寫得好的，一溜兒掛在繩子上做展示。這是表示對他的鼓勵，更是怕他某一天忽然忘掉這最后的幾個字。
這樣父親每次走進書房，都要巡視似的一張一張打量自己的作品。他的反應一般挺安靜，先是認真地點點頭，又嚴肅地沉思一會兒，然后才來到桌子前開始提筆寫字。有一回我站在旁邊見他寫好了，夸獎一句取過宣紙，走到墻前替下原來的一張。父親盯著墻面，突然開口說：“這個校名，不是放在這樣的墻上。”我說：“那應該掛在哪兒呀？”父親說：“這個你也不懂？是放在學堂的大門上頭。”我愿意跟沉默的父親多搭些話，就說：“學堂的大門在哪里？”父親說：“北門輪船碼頭旁邊呀。”我說：“你在這個學堂待了幾年？”父親伸出一只手點了一遍，覺得不夠用，又從另一只手借了一個指頭，說：“六年，是六年。”我說：“你在學校成績好嗎？”父親說：“我上課不調皮，下課才調皮。”我說：“你調什么皮？是跟同學打架嗎？”父親說：“那時我十一歲，也許還不滿十一歲，我記不住自己生日了。我說：“記不住沒關系，我替你記著。”父親說：“昆城南門有輪船碼頭，北門也有輪船碼頭。”我說：“那時候的輪船碼頭相當于現在的高鐵站吧？”父親說：“下了課我喜歡爬上學堂墻頭，在那里可以看到河里的船。”我說：“原來你說的調皮是指這個呀？”父親說：“有的船從遠的地方開過來，有的船從碼頭開到遠的地方去。”
我和父親就這樣有點混亂地說來說去。我想了想，父親似乎很久沒有說過這么多話了，而且我還注意到，說話時他眼睛是醒著的。
但所謂醒著只是偶爾一現，事實上，父親眼睛里的亮光越來越少了。
這天我在公司里被雜事纏住，回到家稍晚，男工做好飯菜已經走了。父親在廚房門口踱著步，挺無助的樣子——現在他還能自己吃飯，卻不會打飯端菜了。我趕緊讓他在椅子上坐好，把鍋里的飯菜拿到桌子上。父親認真吃了一口，抬起頭說：“謝謝老師。”我以為自己聽錯，問：“你說什么？”父親說：“我餓了，謝謝老師給我飯吃。”哦，我明白了，父親又回到小時候的學堂。我說：“我是你兒子。”父親看我一眼說：“你叫我兒子早點回來吃飯，菜快涼了。”我心里涼了一下，一口飯裹著舌頭，好一會兒才咽下去。
晚上剩下的時間里，我和父親都默默的沒有說話。后來躺到床上，我一時也找不到睡意。我沮喪地想，自己天天和父親待在一起，卻只能看著他一日日地走遠。換句話說，父親周圍本來有母親和一堆子孫，現在親人們卻一個接一個抽身離去，剩下他一個人活在空蕩蕩的日子里。讓人沒法安心的是，我能感覺到父親的孤單，可不知道怎樣才能幫到他。
這天夜里，我的腦子哀哀的又飄飄的，遠遠近近想了一些事情。
因為睡得不扎實，我第二天起床晚了一些，走到衛生間，見父親垂著雙手站在鏡子前。我以為父親忘了做什么，剛要提醒一句，聽見父親說：“這個人是誰？”我一愣，緊上一步站到父親旁邊。
在那一刻，我盯著鏡子里的父親，鏡子外的父親也盯著鏡子里的父親。我說：“這個人是你呀。”父親搖搖頭說：“不是我。”我說：“當然是你，是吳識水。”父親說：“吳識水不在這里，吳識水去昆城了，吳識水到學堂去啦。”
我看見鏡子里的我默著臉，嘴巴抽搐了一下。
過了十來天，我揀一個周末，獨自帶著父親去昆城。我想一個人專心陪陪父親，給父親一些高興。
從杭州去昆城坐高鐵兩個半小時，自駕車四個半小時，我猶豫了一下，決定還是自己開車。自己的車總歸自由些，也不用擔心父親在人群中亂竄走丟，再說正是秋天里的日子，路上容易獲得好心情。
果然，出行那天天氣不錯，有點天高云淡的樣子。聽說要去昆城，父親一上車就顯得有些興奮。上了高速后，他不說話，眼睛一直望著窗外。窗外是不斷向后退去的田野、河流和房子，看久了會累眼的。過一些時間，父親問：“昆城到了嗎？”再過一些時間，他又問：“為什么還不到？”我告訴他可以先睡一覺，睡著了時間會變快的。這時候的父親孩子似的聽話了，閉上眼睛把腦袋抵在窗邊，隔一會兒才彈開眼皮偷偷看一下外面。
不過我覺得，父親的迫切表現是正常的。眼下的昆城用時間丈量已不算太遠，但故鄉是一種概念，不容易回去便是遠的。記得小時候父親帶我去昆城看爺爺奶奶，一早出門坐塵土汽車，路上又是繞山又是渡河，夜里到了家得洗兩次臉，才能讓老人看清孫子的模樣。后來爺爺奶奶先后離世，父親便去得少了，我更沒了去的理由。前些年高鐵開通后，父親回去過兩次，但也沒找到格外的快活，因為在那里除了吃兩頓可口的海鮮，已沒人能說上話了。父親說過一句挺藝術的話：“昆城現在變得紅光滿面了，看著挺精神，可它不認識我啦。”
但這回不一樣，父親不是去看紅光滿面的昆城，而是要走進小時候的昆城。對他的記憶來說，這是相隔六十年的一次回鄉。正因為這樣，我認為自己此次的用心安排是值得的。
車子一路順暢，中途我們在服務區用了簡單的午餐。飯后上車前，接到昆城曾總打來的電話。曾總說一切都已備妥，他會親自在高速出口迎候。曾總也是做樓盤小區景觀的，幾年前以同鄉之名靠近我，之后時有聯系。因為扎在小城，曾總經常自降身段，要我喂他一些業內信息什么的，這回是我第一次討要他的援手。
半下午的時候，車子抵達昆城。出了高速口子，曾總果然已在等著。他身子肥胖，卻挺靈活地小跑過來，一邊招呼一邊坐進我的車子后排。父親轉過腦袋看他一眼，他送出一個飽滿的笑臉。我說：“怎么走？”曾總說：“不先休息嗎？”我說：“先辦事，后休息。”曾總說：“那好，跟著前邊我的車子。”我點點頭，跟上前面引路的轎車。
曾總為了表示熱情，說一些歡迎的虛話。我截住他說：“那學校還在原址？”曾總說：“是呀是呀，不過早換了模樣，天翻地覆慨而慷嘛。”我說：“那邊的碼頭肯定沒了，也見不到水了吧？”曾總說：“見不到了見不到了，曾經滄海難為水呀。”他瞥一眼父親，似乎想看看父親的反應。父親貼著窗戶，認真地看外面的街景。
昆城我有些年沒回來了，變化還真是不小。街道兩邊長出不少樓房，路上亂竄的三輪車似乎也不見了。曾總又說：“昆城城內也不是見不到水，你看那公園就建在河上的。”他指了指右邊的不遠處，那里有一片挺大的安靜區域。我說：“這公園看上去不小呀，建的時候你有沒有分到一口湯？”曾總說：“沒有喝上沒有喝上。”說著自作主張地打前面司機的手機，指令拐一下公園。
公園確實不錯，兩大塊不相連的島域臥在水中央，周邊被河道摟住，又用好幾座不同造型的石橋連通，感覺像是一大片土地浮在水面上。在鎮子上造這么個公園，應該是大手筆了。曾總引著我和父親站在外圍的河邊，對公園的景點設計點評了一番，認為這里應該這樣，那邊應該那樣。他又舉例似的指著停在水邊的幾只小游船，說公園正準備用長網攔一片水面，搞水上游船項目，這格局顯然太小了。我說：“什么意思？”他說：“這公園的河水是連著外面長河的，可以弄兩條大的觀光游船。”我笑了說：“你玩的是景觀設計，又不是搞旅游開發的。”曾總說：“一點淺見一點淺見，位卑未敢忘憂國嘛。”說著嘿嘿地笑，笑聲中他又瞥一眼父親。此時的父親，竟抱了兩條胳膊，像以前站在西湖邊或錢塘江邊一樣打量著前方。他大概忘了這里已不是杭州。
離開水上公園，我們抓緊在街道上穿行。過了約十分鐘，車子在城北一所小學前停下。出了車門，見學校門口站著幾位迎候的人，其中一位白凈的眼鏡男為校長。校長先握握我的手，又拉著父親的手說：“吳老先生，歡迎您，您是我們的重要校友。”父親不懂對方說的什么，但還是禮貌地點點頭。校長轉過頭對我說：“吳老先生畢竟在省里做過領導，得了這種病也還保持著風度。”我不知道曾總是怎么向校長推介父親的，但此時也只能禮貌地點點頭。
校長按接待慣例，用嘴巴數點學校的百年歷史和當下成績。我注意到學校已改了名號，叫實驗小學，門面也顯得光鮮而俗氣。曾總轉過校長的話頭，引了大家往校門旁側走，繞著圍墻走了一段路，眼前忽然又多出一個校門——這是新建的磚式校門，造型樸舊端莊，又透著不扎實的虛簡，大門上方一行白底黑字：昆城城北中心小學。大家收住腳步站那兒看。曾總轉過腦袋低聲說：“校長給了一張老照片，我仿著做的，短平快項目，多請包涵多請包涵。”我點點頭，眼光已給了旁邊的父親。父親默默盯著校門，臉上似乎一點點在蘇醒——不用說，許多年前的情景重新向他靠近，他的記憶正在刷新。果然，他臉上出現了久違的喜悅。他向前走了兩步，抬頭看大門上方的校名，嘴里自語著什么。我往前湊一湊，聽見他說的是：“這字兒熟哩，這字兒熟哩。”呵呵，他當然熟，因為這正是他自己寫的字兒，只是放大了而已。之前托曾總辦此事，他一口答應了，說自己能搞定校方，畢竟只是臨時用一下場地嘛。不過在建造過程中，他打來電話說校名的題字找不到原跡，問我怎么弄。我猶豫一下，拍下父親寫的字兒發給了他�，F在看來，這一招終于沒有不妥。
父親又向前走幾步，摸一摸木門，又摸一摸門邊的墻磚，然后轉過身子說：“校門口每天有賣爆米花和糖人的，今天為什么沒有？”曾總抖著機靈搶答：“現在下課了，賣吃的都收攤了。”父親說：“你說的不對，下課了生意才好呢。”曾總連忙說：“我說的不對我說的不對，不是下課了而是放學了。”父親點一下頭說：“這個時間是放學了，怪不得大門關上啦。”校長在旁邊示意，手下的人趕緊把校門推開。父親臉色一振，大步邁了進去。進門后是學校的操場，自然沒了早年的原貌，但父親此時已進入自己的記憶，他沿著圍墻快走數十步，回過身說：“放學了我喜歡爬墻頭的，我要爬上去。”眾人都有些發愣，把目光投向我。我笑了說：“老爸小時候頑皮呢，能不能借個梯子？”校長又一示意，手下的人趕緊跑開，很快拎回一把輕型的鋁梯子，在圍墻前架好。
父親看一眼梯子，有些不滿意——在他的意念里，自己應該靈活地躥上圍墻。但此時，他只能無奈地用七十多歲的腳踩上梯檔。大家伸出凌亂的手，扶著他一級一級往上走。
父親在梯子上站定了，伸長脖子向外張望。只過了幾秒鐘，他臉上便浮滿了失望。他不明白地嘟囔著，聲音很輕，但我能聽懂他的話：“沒有碼頭，沒有河水，也沒有船。”
事后想想，我為父親做的事可能有些離譜也有些夸張。但不管怎樣，這是一份成色挺足的孝心，只要父親在昆城故地獲得一點記憶中的快樂，我便可以自我表揚了。
可問題是，事情并沒有結束。
當天傍晚，曾總安排接風，餐桌上布滿誘嘴的小海鮮。父親雖然不言語，但吃得也挺積極。飯后曾總又將我們送到一家披著醒目燈光的酒店。他特別說明，這是昆城目前最好的賓館，就在下午看過的水上公園旁邊。
開好房間洗漱過，我伺候父親睡下，又捧著手機劃一會兒屏幕，并無大趣，便在另一張床上躺下。
因為忙累了一天，一躺下我就睡著了，而且睡得相當扎實，一夜無夢。待第二天醒來看手表，已是七時。瞥一眼旁床，被子空空瘦瘦的，原來父親已起床去了衛生間。等了一小會兒，耳朵里未聽到動響，我起身走到衛生間門口，眼睛撲了個空。我一愣，目光再往床上找，仍只有空空瘦瘦的被子。
我趕緊穿上睡衣出門，希望在走廊里見到父親。走廊很長也很靜，一眼望過去捉不住任何身影。我走到電梯等候區，這里有四扇門，父親有可能摁開其中的一扇門躲在里頭。我著急又耐心地摁亮四個按鍵，等著電梯們上上下下地停住打開。這么一一驗查一遍，我心里的不安也漸漸增加。又使勁想一想，我坐電梯下樓去找廳堂服務生。守著大門的服務生神情有點惺忪。他說：“剛才好像是有一位頭發花白身體瘦高的老先生出去了。”頓一頓他又說，“但是我也不能完全確定。”
說實在的，此刻我內心已有些慌亂。我不再猶豫，掏出手機找到曾總，將情況說了。曾總說：“也許是老人來了興致，一個人去逛街，回到老家了嘛，少小離家老大回嘛。”我說：“一個人去逛街，這太容易自己丟掉自己了。”曾總聽出了我的慌急，說：“沒問題的沒問題的，我馬上在微信朋友圈發尋人消息，昆城又不大，丟不了人。”又補一句，“再說了，人販子喜歡的是小孩而不是老人。”
我返身回到房間，換上衣服又下了樓。我不知道接下來應該怎么做，就罵一聲自己，然后匆匆走出廳堂大門。正是在此時，我注意到右邊不遠處就是公園，那里的石橋隱約可見。
我怔了怔，一個念頭已跳將出來：公園連著河水，河水是危險的。我快著腳步往公園奔去。先趕到河邊，附近有幾位閑步游人，但沒一個身影像父親。又過了一座石橋，拐個彎走幾步，見河邊有兩個管理員模樣的人在著急地說著什么。我心里一慌，趕緊將身子和耳朵一起湊過去，聽見兩只嘴巴說的是小游船。他們說本來八條小船的，現在只有七條了。他們說從沒發生過這樣的事，這些小船一直老老實實待在這里的。他們又說，該不是哪個搗蛋孩子偷走了劃著玩吧？那是很不好的，得打電話給領導。我插嘴問了一句：“公園的河水不是有長網攔著嗎？他們看我一眼，說：“游船項目還沒開張呢，哪有什么長網攔著河水。”我說：“這么說小船一直可以劃到外邊的長河？”他們說：“是呀是呀，我們說的不好就是指這個。”
我站在那里靜了幾秒鐘，一提身子沿著河邊小道向前奔去。我不相信父親有這樣的能耐可弄走一條小船，但強烈的預感還是推動著我的身子。我加速了腳步，漸漸跑起來。很快，粗氣從我鼻子里噴出。而我的左方，河邊的樹向后掠過，將同樣后退的河面割成一截一截。
就在我氣喘吁吁幾乎要轉變念頭的時候，前方河面上出現了一個浮動物。我用手指刮一下眼皮上的汗水，那個浮動物清晰了，變成了一條小船，船上坐著一個人。我提一口氣又跑了數十米，那個坐著的人影終于也變成了父親。遠遠望去，此刻的父親挺直身板端坐著，臉上似乎仍然嚴肅，兩只手卻活潑地劃著船槳。我舉起手臂不停揮動，呼喊著父親。父親也許聽見了，也許沒聽見，反正沒回應我的呼喊聲。小船繼續向前劃去。
我使力往前又跑了一段，這才發現已到公園盡頭。河道在這里匯入長河，而公園小道往右一拐，大約環繞回去了。我停在那里喘氣，有點氣急敗壞了。這時的小船正安靜地進入長河，離我的站位越來越遠。我雙手搭起喇叭，朝河面上長聲喊叫。
小船穩穩地漂進長河中，往北的方向移去。
太陽剛剛升起，淡黃的光芒鋪在水面上，也照在小船上。父親的身子在光線中成為晃動的亮點，像是存在，又像是不存在。
我抻直脖子，想再次發出喊聲，但嗓子一哽，眼眶反而憋出了淚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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