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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汗漫:既見君子

      時間:2023-01-26 11:02:22  來源:中國作家網  作者:汗漫
      【作者簡介:汗漫,著有《一卷星辰》《南方云集》《居于幽暗之地》《在南方》等詩集、散文集。曾獲“人民文學獎”(2007年度、2014年度)、“孫犁散文獎”(2013—2014雙年獎)、“琦君散文獎”(2018年度)、“雨花文學獎”(2019—2020雙年獎)、“揚子江詩學獎”(2022年度)等,F居上海!
      一 自書齋進入廣大田野
      秋天了,成熟的事物滿眼皆是。新播下的種子,則只有土地、耕犁和農人知道。
      董作賓身穿粗布藍褲、夾克,戴軟邊帽,斜背水壺和相機,手捏小筆記本,瞇眼看著安陽郊區小屯村的一切。
      玉米棒子已被摘過,谷穗低垂。白楊樹葉子的正反面,在北風里時明時暗地翻飛,嘩嘩啦啦作響。洹河,在附近彎曲出一個巨大弓形。董作賓想到中原最南端故鄉的景象,那一條白河在獨山下也彎曲出巨大弓形,把南陽盆地里的才子與傳奇,箭一樣射向遠方。南陽與安陽,風物大抵上神通形似。但此刻,遠處,太行山用一縷淡煙般的輪廓提醒他,此地是中原最北端了。再向北,就是莊子《秋水》記載的燕國少年學習走路姿勢、不得不匍匐離開的邯鄲城。再向北,就是那一座盛大城闕,在“薊”“漁陽”“范陽”“幽州”“燕京”“大都”“京都”“北京”“北平”等等名稱間流變、切換。一次流變與切換,就是一次烽火與離亂。
      這一天,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,上午,董作賓明白,自己即將成為掀開中國現代考古學封面的第一人,用洛陽鏟與鶴嘴鋤這兩只手,掀開黃土。北宋歐陽修、曾鞏創立的“金石學”,隨之畫上句號。是年,董作賓三十三歲,帶領七位同仁,擺脫書齋里二手性的收集與把玩,推門而出,進入廣大現場,首度以“田野調查”這種現代考古形式,追問殷商時代的存在和甲骨文字的真實性。
      身穿長衫的好友、南陽同鄉、河南省教育廳官員郭寶鈞,低聲提醒:“作賓,可以開始了吧?”董作賓如夢初醒般拍拍頭,笑了,用中原土語大聲對眾人說:“老少爺們,弟兄們,受累了,拜托大家了!咱們開始發掘吧,晚上請大家喝酒!”十一個勞工在學者指導下,開始小心翼翼發掘。周圍拉出一條警戒線,十三個荷槍實彈的士兵站在那里。一大群看熱鬧的男女老少在議論:“挖寶了,這些人發大財了,還用兵守著哩!”“咱這里,寶地啊……”“斷了多少人的財路呀。”“外鄉人和咱們搶財呢!”“聽那個頭頭說話,像咱本鄉人,斯斯文文的……”
      在持續十七天的第一期發掘中,小屯村田野,敞開懷抱了三千年的秘密,像母親說出壓在心頭的累累往事,松出一口氣,化作安陽城上空的日色與風聲。甲骨、彩陶、青銅箭簇、玉器……次第出土,證明這一帶就是商代都城遺址亦即殷墟。在一堆甲骨里,發現一副人體骨架。董作賓走過去端詳,判斷:“大約是守護甲骨的人,像檔案館館員一樣?”指示助手:“先別打擾他睡覺,埋回去,做一個標記。”助手笑了。一鍬又一鍬黃土,為中國早期的一個檔案館館員,重新蓋上被褥與長夜。
      三個月前,中山大學副教授董作賓,回南陽度暑假,照顧病重的母親。八月十二日,收到在廣州籌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傅斯年發來的電報:“望速去安陽實地觀察甲骨景況,再作決斷。”遂騎馬到開封,換乘汽車抵達安陽,進入安陽中學亦即歐陽修所寫的晝錦堂,拜見友人、安陽中學校長張天驥。兩人來到小屯村,在河邊田野隨意一走一踢,就露出龜甲和牛骨殘片,其上有筆畫清晰或模糊。挖掘“龍骨”亦即甲骨的人群,隨處可見,時時有沖突場面發生,刀棍相向?匆娨卵b與氣度不尋常的董作賓,他們警覺、試探:“收龍骨嗎?價錢好商量!”
      那天晚上,一陌生男子,來到董作賓和張天驥吃飯的餐館,拿出一片龜甲:“先生看看,這么大,有字哩!”董作賓接過來。甲骨上的紋理膚淺紊亂。他笑了:“您的手勁,得再練一練呵。”陌生男子紅了臉,撓頭:“遇見高人了,露丑了。一個法國人,一個日本人,常年住在安陽城,收了不少俺這些龍骨呢。”董作賓給他讓座、斟酒:“記著啊兄弟,這不是龍骨,是甲骨……”張天驥后來問:“咋看出來那甲骨文是假的?”董作賓答:“老祖先的筆畫,有情感在焉,大小參差,牡牝相銜。好多甲骨文,今人雖暫時認不出,仍能感受到其中的美,拙樸有力,畫一樣啊……”
      董作賓在安陽向傅斯年發電報:“甲骨未窮盡。遲一日發掘即有遲一日之損失。當速作決斷。”隨后去街頭巷尾古董店里探尋,購甲骨數十片。與張天驥各騎一驢出城,去五十里外的萬佛溝,勘察慘遭破壞的石窟群。日本文物商人看中哪一佛頭,就指使當地人把它砸下來,一佛頭的工錢是一百銀元,半年辰光,佛頭洗劫一空。董作賓撫摸那些空虛的佛肩,嘆息。佛頭缺失后的凹處,積累一層土、一汪水,長出小草,試圖組成綠佛頭……
      傅斯年很快給董作賓回電,言明已獲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支持,請董作賓離開中山大學、加入歷史語言研究所,聘其為殷墟考察第一期負責人,并匯來一筆經費。董作賓通過恩師張中孚,與當地政府接洽,贏得支持。從河南大學請來若干師生加盟調查,以壯聲勢。安陽街頭貼出“保護文物”的公告。于是,有了十月十三日小屯村田野大致平靜有序的局面。若干人賊眉鼠眼,在警戒線邊窺望動靜,發牢騷:“只許州官放火,不許百姓點燈了,是不是?!”董作賓走上前,一一敬煙、解釋:“國家立法保護了,地下古物都歸國家了,不歸個人,俺們也不是為自己發財,是為國家做事。要不,咋會有士兵來守護呢?”他不抽煙。前一日,在安陽城囑咐助手買幾條香煙備著:“香煙一敬一接之間,就不會有傷面子的事情發生,這是中原的人情風俗。”
      多年后,傅斯年問:“彥堂兄,一九二八年,我這個剛開張的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,為何力主您去安陽帶隊發掘,知道嗎?”董作賓搖頭。傅斯年用雙手衡量著自己腰圍的雄闊度,笑了:“一群秀才,走出書齋去田野里與強盜搶寶貝,是破天荒的新鮮事!如何能行?兄是中原人,家鄉事情再煩難,也能乾坤在握、開啟新局。”董作賓恍然大悟:“孟真兄啊,比我小一歲,那一年也不過三十二歲吧,少奸巨猾啊……”傅斯年哈哈大笑,戛然而止:“其實,你我皆笨拙,正適宜走學問這寂寞長途,容不得狡猾。當年,胡適先生啟發我脫離政界,正出于對學生性情之了解。彥堂兄比我更笨拙,也就更杰出啊。然而,做學問,如何能與時代脫得了干系?我輩南渡復北歸,完全像一場夢啊……”董作賓一時不知如何回應,搓熱雙手,去握傅斯年右手。這一只在五四運動中挺在最前頭、舉到最高處的手,有些涼。
      自劃時代的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,到里程碑般的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九日,九年間,在小屯村,歷史語言研究所共開展十五期殷墟考察,大致在每年春秋。李濟、梁思永等等從海外歸來的學者,相繼加盟并領銜。其中,董作賓為第一、五、七、九期負責人,第二、三、四、六期參與人,第十一、十三、十五期監督人,從廣州、北京或南京,屢屢奔赴這片田野。特別是一九三一年的第五期,恰逢九·一八事變爆發,蔡元培親書“風雨如晦雞鳴不已”八個大字,派人自北平送至小屯村挖掘現場以示激勵。董作賓大聲念誦罷,停頓良久,低聲言語:“家國艱虞,我輩惟有自強不息,無論戰場、田野與書桌……”眾人繼續揮動洛陽鏟與鶴嘴鋤,似揮動刀戈、雪恥復仇。那一張紙、八個字,董作賓攜帶終生,就一路處于風雨雞鳴,就只能成為大地般厚德載物的君子。
      從小屯村共獲得一萬三千零四十七片甲骨文,涉及三千余字,至四十年代,已辨認出其中一千余字,拼圖般呈現出早期中國的新面目、新聲息。以此為基礎,一九四五年春,在長江邊的四川李莊鎮,董作賓完成描敘殷商變遷的《殷歷譜》,將中國信史向遠古推進二百七十三年,為抗戰勝利在望獻上一個學者的禮物。但也付出嚴重代價:田野冷飯造成嚴重胃病,血壓起落不定;腰腿關節時時作痛,妻子熊海平用藥酒擦涂緩解;四十歲就滿口牙齒脫落,對一副假牙說出的話語自我質疑,遂有了口頭禪:“對不對呢?再想想,再作判斷不遲……”
      回到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三日,小屯村。結束了第一天工作,全體工作人員在田野合影留念。勞工們蹲于第一排,手持長桿的洛陽鏟;學者們站第二排,身穿長衫、西服或夾克;士兵們持槍挺立兩側。起風了,吹散頭發,掀起衣角。一棵大白楊樹作為背景。董作賓眼睛細長,笑起來像閉著,遠眺這片田野的過往和未來。“天命玄鳥,降而生商,宅殷土芒芒。”“北上太行山,艱哉何巍!”“嘆黍離之愍周兮,悲麥秀于殷墟。”……在無名氏《詩經》、曹操《苦寒行》、向秀《思舊賦》的次第吟誦中,殷商、曹魏、后趙、冉魏、前燕、東魏和北齊,一一閃現復疊印,以不同土色,加深安陽的狂喜與哀傷。董作賓在照片中瞻望復思量,大約不會看見我,一個平淡無奇的同鄉后生。
      新世紀初,某年夏,我來安陽,在那七個朝代之上,看見中國漢字博物館、殷墟遺址公園,游客如云。也似乎看見新月派詩人、考古學家陳夢家,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一個黃昏,走進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小屯村考古工作站,門房間師傅遞來一封他妻子、北京大學教授、翻譯家趙蘿蕤的信。他急忙打開,站在一叢紫藤下默默讀完,把那些熱烈的話,在臉上貼了一貼。信中附帶幾頁惠特曼《草葉集》的新譯稿,陳夢家嗓音發顫地念誦:
      我歌唱自己,我歌唱飽含熱情、脈搏和力量的廣闊生活,心情愉快,支持那些神圣法則指導下形成的、最自由的行動……
      當代安陽游客,大都不知道陳夢家、趙蘿蕤、惠特曼,一概飽含熱情、心情愉快。他們像我一樣盯著殷墟內的人工池塘,其中,用青石板鋪成的巨大龜甲,刻有董作賓以甲骨文書寫的詩句:“日在林中初入暮,風來水上自成文。”日在復風來,這神圣法則指導下形成的自由景象,讓后人與前賢魂魄相通。
      于是,我再次看見一九二八年十月的那一天。安陽城星辰高懸,董作賓設宴請客。燴菜、灌腸、道口燒雞、血糕、扁粉菜……擺滿桌面。董作賓一一敬酒,酒量小,一口一口淺酌,額頭滲出細密汗珠,臉色醉紅。郭寶均站起來替酒:“俺是他哥,應該替他一替。”董作賓摟了摟郭寶均的腰,仿佛兩個南陽少年,摟腰走在獨山下、白河邊。
      在旅館,董作賓翻開日記,用毛筆寫下一句很抒情的話:“自今日始,看見不一樣的中國。”
      二 貞人,在中國文章源頭處
      刻刀的形態,是一尾魚、一頭老虎或毫無裝飾的三棱狀玉雕或銅鑄。
      手捏玉刻刀或銅刻刀,一群古人,俯首于龜甲或牛骨,先刻下占卜時間、占卜人名字(即“敘辭”),再刻下向神秘上蒼咨詢的事體(即“命辭”),置于火焰灼烤,待吉兇跡象漸次浮現:縱向裂紋如春日細雨,吉;橫向裂紋如溝壑深淵,兇。接著,他們把這些預言刻在裂紋處(即“占辭”),送給君王將相審視。一個充滿未知性和畏懼心的時代,需通過占卜以決斷的事件,涵蓋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:征伐、出行、捕獵、宰殺、營建、會晤、婚配、生殖、祭天、求雨、樂舞、種植、豐歉、疾患……無事不卜,無日不占,烏龜與牛所需數量之巨大,可想而知。安陽城外,甲骨遺存之浩瀚也就順理成章。
      占卜者在不安中等待著,讓時間對某一占辭,予以確認或否定。門外,池塘中養滿烏龜。相信這種長壽、緩慢、隱忍的靈物,能夠揭示命運與未知。隔壁倉房里堆滿牛骨,隱隱散發腥臭氣。牛,與田野勞作密切關聯,最懂得人的重負與歡悲。
      半日、一日、多日,乃至數月經年后,關于一次占卜的靈驗與否,終于有了一個結論,刻在相應敘辭、命辭與占辭的旁邊或背面,就是“驗辭”。若靈驗,驗辭就刻得巨大,且涂以紅色,像現代書刊中的套紅印刷,張揚成就感,這也說明殷商已有最早的“筆”“墨”,筆乃樹枝或草莖,墨水由朱砂研磨而得。若占辭不靈驗,驗辭就刻得微小,顯出占卜者的愧色和幽默感。比如,某一驗辭,記錄兩輛車在占卜后出行途中發生相撞事件,一輛車的車轅折斷,這“車”字就刻得破碎,另一“車”字則刻得完整結實。必須真實生動地記錄一切光榮與失敗,連商王武丁親自占卜失靈,驗辭亦詳加記載、毫不掩飾。且看一份“天氣預報”,記錄“商王外出田獵是否遇到大雨”這一占卜應驗與否的全過程——
      中日至,昃不雨。食日,至中,日不雨。
      自旦至,食日,不雨。
      弜田,其遘,大雨。
      “商王外出下午有沒有雨?上午會不會有雨?占卜結論是全天都沒有雨。狩獵時卻遇到大雨。”一篇寫在甲骨上的文章,起承轉合間,雨中商王的失敗感鮮明浮現。正是這些早期預言家與記敘者,奠定中國書寫的基本倫理:“修辭立其誠”,“言之無文行之不遠”。辭者,心之所表也。文者,紋理也。辭與文,以龜甲牛骨為源頭,潺湲復澎湃,匯就千秋萬古的漢語江河。安陽城外,甲骨組成一個個深坑,就是最初的檔案館、圖書館、文獻資料室,儲藏早期中國的痛疾與狂歡。
      董作賓將甲骨文字條分縷析,縫綴成章。書桌外,窗外,城墻、江河與曠野間,民國在離亂中劇變,外寇蠢蠢欲動復咄咄逼人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,相繼在廣州柏廬、北平北海公園、南京雞鳴寺、昆明龍頭村、四川李莊鎮之間,遷徙復遷徙。在不安的時代里,如何安頓自我和遠方?一個難題。董作賓及其同仁,做出“與龜甲牛骨間的古中國日夜唔對”這一回答。放大鏡像望遠鏡,跨朝越代,辨認每一條紋理中的秘密,為一個民族厘清來路,方能定神聚魂。
      “貞”,這一個字,在視野中反復出現。同仁討論,猜測它大約是地名或一種官職。董作賓的口頭禪又冒出來:“對不對呢?再作判斷不遲……”他瞇著眼睛觀察,發現:這“貞”字的線條,就是“卜”與龜背形象“貝”的聯結!翻讀《周易》《論語》等等源頭性經典,追尋這一字眼的早期意義。“元亨利貞。”“貞者,事之干也。”“貞固足以干事。”“貞者,正也。”“君子貞而不諒。”……“貞”,一個美好端正的字眼,如樹干般挺立于大地。他推斷:“貞”,就是占卜!甚至買來烏龜,取下甲骨,模仿古人刻出紋理,復于火上灼烤,聽到它發出“卜”字的清脆聲。大叫一聲,喊來隔壁的傅斯年、李濟、梁思永:“聽!聽到‘卜’字的讀音了吧?就是這燒出來的聲音!我的老天爺啊,祖先們是這樣發明讀音的啊……”傅斯年、李濟、梁思永愣愣看著董作賓的激動神態,對望一眼,哈哈大笑或呵呵微笑。從此,“我的老天爺啊”,成為研究所同仁表達強烈情感的常用語。這一中原民間的感嘆句、祈禱詞,意義類似英文中的“My God”。
      一日,傅斯年對李濟感嘆:“安陽啊,小屯啊,太讓人驚喜!午門檔案整理那一組,進展慢,很失望。”李濟擦燃一根火柴,問:“為什么失望?”傅斯年把自己坦克一般在李濟面前開來開去:“沒什么重大發現。”李濟瞪著眼睛吼道:“什么叫做重大發現?難道您盼望在檔案中找出清兵沒有入關的證據嗎?!”傅斯年一愣,停下坦克,大笑不止。李濟深吸一口香煙,才幽幽緩緩笑起來。
      董作賓令人心懷期待。“老天爺,有什么新發現?”傅斯年時常大喊一聲,驀然出現。董作賓從紛亂書籍和拓片中抬頭,將新判斷道出,復遲疑:“對不對呢?再想想……”某日,他突然一個激靈:“貞”字之前綴,那不斷變化的詞,或持續一個階段沒有變化的詞,應是占卜者名字!可命名為“貞人”。中國考古學乃至現代漢語詞典,因董作賓而出現這一新名詞,指代漢民族早期那些占卜者、巫、詩人、作家。這些貞人,董作賓辨認出一百二十八人:“賓”“殻”“爭”“亙”“古”“品”“永”“韋”“內”“允”“共”“師”“子”“午”“出”“行”“何”“彭”“歷”“黃”……同一片甲骨,若多位貞人并列,彼此年齡差不會超過五十年。由此可推導出殷商自盤庚至紂王之間的代際劃分!這一重大發現,使董作賓進入“甲骨四堂”之巨擘地位。時在一九三一年,三十六歲。郭沫若自日本發來電報祝賀:貞人之說,“遂頓鑿破鴻蒙”。
      漢字的光,士子之心的光,讓一個古老國度被照亮、看見、愛,擺脫黯淡與絕望。
      所謂“甲骨四堂”,指四位表字含“堂”的學者。彥堂董作賓,以“區其時代”立功。其他三堂,業績亦彪炳史冊:雪堂羅振玉,“導夫先路”,在文物販子隱瞞甲骨來源之情勢下,出巨資雇一英俊小生,與文物販子及其家人密切交往,終獲得“安陽小屯村”這一地名,使董作賓們有了奔赴田野的方向;觀堂王國維,“繼以考史”,在龜甲紋理間闡幽發微,與古代史相對照印證,推斷其為殷商時期卜辭;鼎堂郭沫若,“發其辭例”,借甲骨文透視商代社會世相變遷。“四人固已極一時之盛”,嘉興人、歷史學家唐蘭如此贊美。“今山川效靈,三千年一泄其密,且適我之生,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,我之責也。”羅振玉如此自敘,成為中國現代學人的共同心聲。
      “甲骨四堂”之前,京城有一奇人,乃甲骨文最早發現者:王懿榮,系金石學家、國子監祭酒。
      一八九九年,某日,王懿榮有疾,請一老中醫上門號脈觀舌,藥方上有“龍骨”赫然入目。好奇。遣仆人去藥店買回所有未搗碎的龍骨,見骨頭上布滿紋理,完全不同于既往所見青銅器銘文,遂傾盡家財,自藥鋪、藥材販子和文物販子那里,收購千余片龍骨。繼而窮盡想象力和辨別力,最先認出“日”“月”“天”“雨”等等象形字,接著認出一個大人背著小孩的“保”字,人在樹下乘涼的“休”字,長鼻大耳、四腿粗壯的“象”字,右手拿著獵物耳朵的“取”字,手執牛尾慶祝豐收的“舞”字……王懿榮淚水滂沱,認定:這并非什么龍骨,乃蒼頡創造的最早文字“甲骨文”,導致雨粟鬼哭,成為金文、大篆、小篆、隸書、草書、行書、楷書這一系列字體的源頭,奔流至今,化血入心。八國聯軍進北京,王懿榮將甲骨交付知己、小說家劉鶚,轉身帶兵迎敵,死于城門下。劉鶚不負重托,將王懿榮所藏甲骨及研究成果,以《鐵云藏龜》為書名出版,屬第一部甲骨文研究著作。
      以甲骨文入書法,董作賓是先行者。三十年代,其墨跡風行坊間,上門求字者多多。當下文物拍賣會,偶爾驚鴻一現,落款一概是“南陽彥堂”。比如,“東邊日出西邊雨,一鳥不鳴山更幽。白下門東春已老,今來風雨又維舟。”前三句,集自劉禹錫、王安石詩篇,最后一句自作,三人洽和為一、興慨不二,實因漢語的美感貫通古今。董作賓以甲骨文寫過元代馮尊師名句:“南山赤鳳,北海烏龜,堅志用心求得。”鳳與龜,以及其他種種意象,因形而生意,托象而含情,使漢人擁有了情感對應物,不至于陷入孤窮失語之境地。五四新文化運動中,曾有廢除漢字、走拉丁化文字道路之設想,“以圖擺脫歷史重負、重塑民族命運”。甲骨文恰好在此一時期出現,大約感知人間有異,遂以勁拔紋理啟示子孫:好源頭,永遠支持而不會斷絕中下游的長河與大海。
      在研讀和臨摹甲骨文的過程中,“武丁逐鹿”情節,屢屢浮現于董作賓眼前:“王其往逐鹿,獲?”“丁亥卜,王:我其逐鹿,獲?允獲十。”“壬午卜:王其逐在萬鹿,獲?允獲五。”……這一個優美“鹿”字充滿歡躍感,畫一般,毫無辨認難度。他對妻子熊海平感嘆:“那武丁,多么愛逐鹿啊——逐鹿,逐鹿,自古中原多艱難,回不去了……”熊海平抬頭,看丈夫臉色黯淡,遂軟語寬解:“別忘了,自古中原出圣賢呢,有圣賢書在,心就能回去。”
      武丁追逐的對象很廣泛,鹿之外,還有異性、貝殼、珠玉、云霞等等一切珍奇絢爛事物。豕,豬也,成為武丁的追逐對象并不持久。大約因豕奔跑速度慢,外形美感不足,占有難度小,不足以彰顯王者之氣。但董作賓最愛臨摹某一版“武丁逐豕”,那一塊牛胛骨的骨臼、骨面、骨背三處,完整記載了一次逐豕事件。一九四六年秋,自四川李莊歸南京,董作賓即赴芝加哥大學任客座教授,與兩年前來校任教的陳夢家相逢,共同講授中國古文字學。一九四八年受聘于臺灣大學。一年后,才發現還鄉路途斷絕,家鄉惟有夢中見。創辦《大陸雜志》。他曾經以朱砂拓“武丁逐豕”骨版,作為雜志第八卷第六期的封面,紅綠交加似中原盛夏。
      熱愛這牛胛骨上的豕亦即豬,董作賓反復臨摹。抬頭,隔一道海峽,恍惚看見盛產黃牛和漢磚陶豬的故鄉。
      三 風起南陽城
      一九一二年,夏天,紫桐花一串串開滿南陽城。
      少年董作賓伏在長春街邊家門前的小桌上,刻印章。附近,就是北關城門——由此可以推導出東關、西關、南關的存在。城門開,八方風雨匯南陽。“文明在宛”“光照宛南”“控制秦關”“中原沖要”等等石刻門額,醒目高懸,讓進出城門的人仰臉一望、心身一震。內城,大致構成一個正方形。外城,則因城墻蜿蜒呈現出五瓣梅花狀,故南陽也被稱為“梅城”。此時,一陣陣南風,自白河方向吹來,先吹外城,再吹內城,紫桐花而非梅花落在小桌上,董作賓視若無睹。周邊街鋪熙熙攘攘,有“老鳳祥銀樓”“大發大玉器店”“福聚恒烙花筷子鋪”“福和綢緞莊”“志和永布匹百貨店”……
      父親、小雜貨店店主董士魁,置下這四間臨街門面房的家業,撒手而去。董作賓比同齡孩子顯得老成,寡言,竟有了密集的抬頭紋,像大風吹動河面。從玄妙觀內的小學堂放學后,董作賓回家擱下書包,學著鄰居刻章師傅的樣子,用母親納鞋底的錐子,在蘿卜或木塊上,刻篆體、隸體、宋體的字,有板有眼。十二歲以后,家貧輟學,董作賓買了真正的雕刻刀,在獨山玉石上操作生意,一枚章可賺四元錢,補貼家用。多病的母親看著兒子,很心疼,流眼淚。
      這一個北關少年身后,靠墻立著小書架,面向大街。擺滿《新青年》《時報》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《孽;ā贰豆盼挠^止》《乙瑛碑》等等報刊書籍,吸引來往行人駐足、翻閱、購買,也能增加些微收入。晚上,把書架搬進屋內,董作賓在煤油燈旁臨帖、作詩。如果小學時期的玩伴、升學到南陽師范的郭寶均,氣喘吁吁闖進門,那是董作賓最開心的事。兩人徹夜說著開封、北京、上海和全世界。困了,擠睡在一張小床上。天亮,郭寶均仍呼嚕呼嚕打鼾,董作賓已輕手輕腳起床、洗臉、刷牙,干干凈凈坐在街邊,刻章或讀書。東來西往的轎子、馬車、挑夫、流氓、兵卒、乞丐、翩翩公子、俏麗女子……如潮起潮落,沒有吸引他的注意力。一方小桌,像被少年雙腿之鐵錨咬定的一葉舟,在風浪中停泊于岸邊。桌面,那些攤開的筆墨、紙、字帖、雕刻刀,似乎在預示他未來一系列桌面上的大致風景。
      此時,紫桐花繼續隨風落下來。一個高大長者,悄然出現在少年身邊,像是準備搬起鐵錨,推動這一方小桌、一葉舟,到更廣闊的大海上去。
      長者俯身,看少年緩慢運刀刻章。直到刻畢,才輕聲招呼:“孩子啊,好字好刀法!認識我吧?”少年抬起頭,夢中驚醒一般慌忙站起來,恭敬回應:“張先生,您……我……”長者笑了:“我知道,你叫作賓,整個南陽城,都知道‘刻字北關董少年’!”張先生即張中孚,詩人,官員,中州女學堂、南都學堂、國醫學校、南陽師范、北倉女子中學、南陽圖書館等等機構的創辦者,住在北關一處高墻深宅內。時常頭戴禮帽、著長衫、手提黃色皮包,步行,或者坐一輛南陽城少見的汽車,越過長春街邊的這一少年和小桌。董作賓曾隨著郭寶均去南陽師范,聽高臺上站著的張中孚演講,記著他的一句話:“咱南陽,一方寶地,古有張衡諸葛亮,今有汝輩少年郎。不論世道如何變幻,終應以才學和肝膽成為堂堂君子,貢獻家邦……”
      張中孚從口袋里掏出一塊玉料,遞給少年:“我想請你刻一方閑章,三個字,‘風起兮’,字體隨意,就像今天的風一樣,不拘謹就好。”少年連連點頭:“謝謝先生……”張中孚又說:“你有才,不上學可惜了。能見見你母親嗎?我想和她商量商量,希望能同意你去上學。學費不必發愁,跟著我,做一些雜事就行了,好不好啊,孩子?”少年眼睛一下子涌出淚水,用雙手去擦,點頭,說不出話。張中孚摟了摟少年肩膀,像北關城門外的獨山,摟了摟瘦削但前景無限的白河。
      這一日之后,南陽北關消失一個十七歲少年,中國現代考古史將增加一種辨別角度、一種敘事方式。
      一九四八年,南陽北關又消失一個少年,中國現代文學史增加一種認識“母親與故鄉”的角度、一種抒情方式。他,就是被國民黨裹挾去了臺灣的高中生王慶麟,亦即詩人痖弦。他家位于長春街以南的左營,早年清兵安營扎寨的地方。在臺灣,每次夢回南陽城,走到北關就路不通了。醒來,一臉淚水。九十年代還鄉,他發現,從北關轉到左營的那一條巷子,被封堵成一道高墻。董作賓長痖弦三十七歲,一九六三年去世。在臺灣,這兩個南陽人是否有交集?倘若讀過痖弦的詩,那些關于故鄉風情的《紅玉米》《鹽》《坤伶》,也會讓董作賓一臉淚水吧。
      少年董作賓跟隨張中孚,進入當時省會開封,在河南育才館讀書,知曉甲骨文的存在,隨即沉迷其間,研讀臨摹之。課余,幫張中孚謄抄文稿、整理事務。“事務很少很輕,先生只不過以此讓我心安而已,我懂……”晚年,董作賓向妻子熊海平回憶這段生活,仍會眼眶發紅。一九二二年冬,張中孚就任國會議員,移居京城,給當時已在開封女子中學教書的董作賓寫信:“來吧,再讀讀書、開開眼界,終究有益無弊。師母已為你備好棉衣。”董作賓進入北京大學當旁聽生,后考取國學門研究生,成為蔡元培、王國維、胡適等人的弟子。畢業,赴廣州,在中山大學任教,與傅斯年成為摯友,小屯、南京、昆明、李莊等等地名,隨之進入一個南陽人的履歷和心靈史。
      大風起兮云飛揚。正是張中孚、蔡元培、王國維、胡適、傅斯年,這一場場夏日熱風的吹拂,使董作賓的長衫如風帆一般鼓滿,漸行漸遠漸永恒。難以想象,如果沒有南陽,沒有長春街的小桌與刻刀,沒有張中孚這最初、最關鍵的一場大風,董作賓會成為怎樣的人,中國現代考古學的某些篇章如何書寫?
      我曾看見兩張黑白老照片。第一張照片:一人戴禮帽,騎驢,身后跟隨一個戴鴨舌帽的青年、一個戴草帽的青年,手提飯盒或工具包。面目模糊。照片注釋:“張中孚先生帶領董作賓等人考察漢代畫像石的路上。”具體時間、地點不明。張中孚,自然是騎驢的那一個長者。兩個青年,哪一個是董作賓?辨認不清。拍攝這張照片的第三人,可能是郭寶均、孫文青,也可能是楊廷賓,亦即魯迅臨終前念念不忘為他郵寄漢畫拓片的那個南陽人。第二張照片,文字注明:“一九二九年八月,董作賓、孫文青在南陽草店調查漢墓畫像。”我一眼認出董作賓:白襯衫,風吹亂頭發,站立在六個男子中左二的位置。腳下,一場大水沖毀古墓露出的石頭,浮凸出龍鳳狂舞景象?梢,從事甲骨文研究之外,董作賓參與了南陽漢代畫像石的發現和保護。
      經董作賓之手,四十年代,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已收藏三百余幅南陽漢畫拓片,將其作為該所研究方向之一。拓片中,既有神話敘述,也有日月星辰意象,更有豕、牛、羊、驢等等動物現身其中的煙火景致,構成繁囂人間。傅斯年為此而驚呼:“我的老天爺呀!后漢人文,果然以宛都為盛。瞧瞧,如此雄邁,完全在賡續甲骨文精神嘛!且去南陽看一看!”當下,南陽是聞名世界的肉食品養殖加工基地,商標圖案均采用漢畫風格,以證明本地生活之根深葉茂、源遠流長。
      追隨張中孚求學的那些年,每逢寒暑假期,董作賓就奔回南陽。與郭寶均、孫文青、楊廷賓相約,白天去田野尋訪漢畫石,晚上在玄妙觀開設掃盲班。他帶回成箱的《平民識字課本》,面向全城商鋪店員和作坊工人招生。大殿里坐不下,一些人就站在門口和窗外聽課。郭寶均、孫文青和楊廷賓,也來幫助董作賓上課。課程有識字、計算、唱歌、猜謎。董作賓自制許多謎語,讓學員猜,猜中有獎。“聶少霞還俗唱戲。打兩樣日常用品。”這謎語在玄妙觀懸掛一個月,無人猜中。結業前,學員追問,董作賓公布謎底:“瓷罐,燈臺。”眾人不解。董作賓問:“聶少霞是誰?”眾人答:“這玄妙觀從前的主持啊。”“還俗了,不就是辭觀、瓷罐了嘛,唱戲不就是登臺、燈臺了嘛……”笑聲掌聲一片。
      在一夜夜的馬燈下,在讀書聲、歌聲與笑聲里,底層人民的臉從蒙昧中抬起來,看見新自我和新未來。
      假期結束,返回開封或北平前,董作賓都會舉辦一個掃盲班結業儀式,讓這些店員和工人站起來亮相,聽他們結結巴巴表達心聲:“這輩子,頭一次這樣說話呢,以后能挺起腰桿做人了,有文化了。”“識字了,就不是睜眼瞎,覺得活著有意思了!老祖先造的字,有趣,好看。”“俺還要繼續學,不光等董先生回來教,自己也要學。”……董作賓一次又一次鼓掌,眼睛里閃爍淚光。從這些人身上,他看見從前一個北關少年,看見一個引導少年上路遠行的長者。
      一九四一年,在李莊,得到張中孚去世的消息,董作賓丟了魂一樣走到江邊,于無人處嚎啕大哭。不讓妻子熊海平動手,自己一針一線縫黑紗,在胳膊上戴了它整整半年。誰也不敢問。誰若一問,董作賓的淚水就滴滴答答落下來,屋檐上的水一樣……
      董作賓兒子董敏,表字“宛仁”,這也是一個父親的抒情方式。“宛”,南陽也,盆地宛如粗陶大碗,故有此簡稱。“仁”,愛也,義也,人也。
      四 掀開門簾看見她
      門框被輕輕敲響,董作賓就知道是誰來了。從書桌上的文稿中抬頭,看見門簾掀開,出現熊海平那一朵牡丹般的圓臉、齊耳短發、藍裙子、黑布鞋。
      “熊同學好啊,久違了!”董作賓細長的眼睛像閉上一樣。熊海平咯咯笑:“董老師好!兩天沒見,是夠久的啦,一日三秋嘛!”揚起手中飯盒:“猜一猜,我帶來啥好吃的?”董作賓抽抽鼻子:“鼻炎啊,聞不見,一吃就治好了!”熊海平嘴唇一努、眉毛一揚:“胡辣湯,烙餅!”董作賓故作一驚:“哇!跑回河南買的?一來一去,這可夠快的!”熊海平笑彎了腰肢:“就是!跑到一個河南飯館買的,也算是跑回老家了!”兩人對坐著,吃著。湖面上吹來的風,像在練習熊海平的手勢,微微掀開門簾。
      這是一九三五年初夏的一日,正午,北平,北海公園東北角的靜心齋。
      自廣州北遷后,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就在此地辦公,六年了。這里曾是先蠶壇遺址,明代皇家每年春天舉行親蠶禮的地方;实叟c嬪妃,風吹云散去。一群現代學者靜心以致遠,埋首于故紙舊物中,春蠶吐絲般生發新知。臺燈光亮度比較微弱,便于向“蠟炬成灰淚始干”這一名句的意境趨近、致敬。門前滿湖碧波,周遭一堵紅墻。碧波與紅墻之外,中日間各種事變相繼爆發,為兩年后中華民族決絕抗戰而蓄勢。此時,研究所人員已分批遷往南京雞鳴寺。書桌、資料、文物、赤子之心,暫時分作南北兩地,傾力存續華夏精神火種。
      因“貞人”說而功成名就的董作賓,這一年,四十歲了。熊海平二十七歲,是董作賓在開封女子中學教過的學生,讀書、謀生于北平多年,愛上從前的老師,屢屢來北海公園這一角,為董作賓洗衣服、煮飯、熬中藥。董作賓衣飾干凈起來,額頭皺紋舒展。每每自安陽田野歸來滿身倦態,幾天后,振作一新。獨自沿湖水散步,看白塔,輕聲哼唱豫。“十里湖堤好風光,南風送來菜花香……”
      傅斯年觀察到熊海平的嬌小身影帶來的奇跡,對董作賓開玩笑:“彥堂兄啊,成了董西廂!拂墻花影動,疑是玉人來啊……”董作賓呵呵笑,眼睛像閉上一樣。其辦公室與臥室合二為一,位于西側小花園深處,故有“西廂”之稱。傅斯年在東廂辦公,剛離婚復新婚,娶了滬江大學英文系學生俞大彩,遭母親譴責,被胡適戲謔:“孟真瘋了,熱昏了,少年郎又回來了!”傅斯年看見董作賓,像看見瘋了、熱昏了的自己,抱以理解和同情。他們,都有一段父母做主、夫妻關系名存實亡的婚姻史。
      前一年,《中央日報》發表了董作賓與錢氏的離婚聲明。正在北平讀書的女兒玉珠,回南陽北關長春街看望母親。錢氏在院落里用棒槌搗衣,梆梆梆梆作響,說:“離就離唄,還要啥子聲明,嫌棄俺不識字哩。你奶不在了,你大了,俺也沒啥掛念了……”玉珠眼里涌出淚水。錢氏一邊搗衣,一邊問:“有人照應他?”玉珠點頭。錢氏又問:“那人對你爸、對你,惡不惡?”玉珠搖頭。錢氏說:“那就中。也委屈他了,一個人,孤零零四野里跑。俺想不起他啥模樣了。”繼續梆梆梆梆搗衣,似聲討,意難平。十年后,錢氏因病去世。許多年后,北關鄰居們才知道,董玉珠早就是中共黨員,奔赴延安后犧牲于抗日戰場。這一院落門口,后來掛著兩塊標牌:“董作賓故居”,“中共豫鄂邊臨時省委機關舊址”。院落里設有夾墻、暗室和地道。
      回到北平初夏這一日的正午。北海湖面上吹來的風,大起來,門簾像戀愛中的心在顫抖。
      吃完胡辣湯、烙餅,兩個人的胃,充滿同一個熱辣辣的中原。熊海平提著飯盒去門外洗刷。樹上鳥兒嘰喳問答,如學術辯論。董作賓看熊海平掀開門簾走進來,笑了。熊海平嘟囔:“董老師笑得有深意,學生不懂,請解釋解釋嘛。”董作賓說:“你每次來,掀門簾,我就想起在北大讀書時收集的歌謠,《看見她》。”熊海平的臉騰一下紅了,像牡丹在五月騰一下開得更明艷了。扭過頭不看董作賓。她知道那些歌謠,言辭灼熱如胡辣湯,句子結實如烙餅。
      一九二二年,在蔡元培和胡適推動下,北京大學成立歌謠研究會,意在采風于野,從民歌中汲取活力,建設漢語的現代性。周作人和沈兼士擔任歌謠研究會主任,創辦《歌謠周刊》,;、顧頡剛和董作賓先后為責任編輯。歌謠研究會在各地共收集一萬三千多首歌謠。董作賓一邊對其整理研究,一邊在《歌謠周刊》上推介。
      猶似后來從甲骨紋理中捕捉“貞人”之存在,面對這些民間歌謠,董作賓已顯現出歸納、推理、發現的能力。從中揀選出的四十五首愛情歌謠,雖“產地”不同,主題、結構與敘事,卻驚人相似,被他統一命名為《看見她》。其中,陜西版:“你騎驢兒我騎馬,看誰先到丈人家,丈人丈母沒在家,隔著竹簾看見她。白白手兒長指甲,櫻桃小口糯米牙;丶艺f與我爹媽,賣田賣地要娶她。”北平版:“太陽出來一點紅,人家騎馬我騎龍。海東有我丈人家,丈母娘下炕燒碗茶。一碗茶,沒喝罷,風吹門簾看見她。銀盆大臉月白襖,小紅鞋繡著喇叭花;丶腋嬖V我爹媽,典房賣地也娶她。”鎮江版:“辮子拖到腳后跟,騎著花馬拜丈人。丈人丈母不在家,掀開門簾看見她。櫻桃嘴,糯米牙,小小金蓮繡紅花。等我回去告爹媽,弄來銀錢就娶她。”……
      董作賓寫出《一首歌謠整理研究的嘗試》,發表在《歌謠周刊》,胡適讀罷,擊掌贊嘆:“完全是一篇關于歌謠研究的名作!”文中,董作賓描述不同地域男性凝視中的理想女性形象之共通與差異,尤其是“門簾”或“竹簾”,這一關鍵意象統攝南北歌謠,表明:間離與阻礙,更能煥發愛意與美感——追慕女子,掀起門簾或竹簾,看見她;回溯歷史,掀開黃土與冊頁,看見她;依戀一個國度,掀開烽火、霜降和風雨,看見她。
      少女熊海平在一個老師身上,勾勒出理想愛人的形象:才華、見識、情懷,三者兼備。她隱匿身份,用筆名寫信。董作賓讀信,未明白字里行間的雀躍心跡,只喜歡隨信所附、采自中原的歌謠。當他走出北京大學,成為學者,反復進入安陽田野,熊海平也開始研究甲骨文,用筆名發表多篇論文。董作賓對這場日益嚴重的暗戀,一無所知。直到若干年后某日,熊海平走進北海公園靜心齋,掀開門簾,讓董作賓看見她,于是,待月西廂下,迎風戶半開。
      三個月前,即一九三五年二月,第十一期殷墟考察開啟,收獲巨大:發掘大墓四座,小墓四百余座,出土大量的甲骨文、石盤、銅鼎、玉器、象牙碗、鳥獸形儀仗……某日,董作賓與梁思永作為監督人,正在小屯村田野視察發掘情況,忽聽執勤士兵呼喊:“董先生,有客人找——”抬起頭,看見一個嬌小身影,站在遠處警戒線外的大路邊——熊海平來了!董作賓愣一下,笑了,急忙拍打身上泥土。梁思永向那一位熱烈的女子招招手,低聲對董作賓說:“彥堂兄,陪她看一看,就先回駐地休息吧,這里有我操心就行了。”在眾人意味復雜的目光里,熊海平臉紅著,跟在董作賓身后,看那正在發掘中的深坑與大墓,驚嘆不斷。董作賓為她拍照留影。兩個人坐三輪車進了安陽城。第二天,熊海平獨自回北平。
      一場風波隨之而來。被指“違背中央研究院職員不得攜家眷參加考察活動之規定”,董作賓深感慚愧,提交辭職信:“雖事先不知熊女士去安陽,但我視其為親人,于考察現場接待之,實悖離于院規,惶恐無比,惟辭職以謝賢明。”傅斯年自南京匆匆奔回北平勸阻,表示理解熊海平安陽之行,承擔“引領不周”之責。董作賓倔強:“我心已決。”北海公園與雞鳴寺,一概議論紛紛、陰云沉沉。西廂里,熊海平哭泣:“我的錯。放我離開吧。你離不開甲骨文的,那是你的命……”董作賓只說一句話:“你,甲骨文,我都不放。”傅斯年沮喪之至,亦提出辭呈。蔡元培、胡適只得出面談話,一人說:“孟真與彥堂,皆為棟梁,正值國家危難之時,何去何從須細細斟酌——研究所天塌了,于心何忍?”另一人說:“一件小事,錯了,改了,是美好的事。屁股一拍走了,是不美好的事。”
      談話后,董作賓邀傅斯年來西廂談敘至深夜。兩盤小菜,一壺酒,傅斯年喝大半壺,董作賓抿小半壺。都不再提辭職的話,講故宮和中央研究院重要文物南遷,說董作賓開啟寫作的《殷歷譜》。忽然,傅斯年又想起《西廂記》:“彥堂兄,您喜歡董西廂,還是王西廂?”董作賓一愣,想了想,說:“還是董解元本吧,更可愛一些?”傅斯年點頭:“董西廂含蓄,反而更顯濃烈——董家才子,自古以來皆如此!好好愛您的姑娘吧……”董作賓摟了摟傅斯年的肩,眼睛突然發紅。湖邊道別,傅斯年用昆曲韻調吟誦:“月色溶溶夜,花陰寂寂春啊……”仿佛一頭大象緩慢而去。
      再次回到一九三五年初夏這一天。北海湖面的荷花,開得鮮艷。悶熱,大量蜻蜓在門簾外飛舞,預示陣雨將至。熊海平說:“唱一支老家的《門簾歌》給你聽,好不好?”董作賓點點頭。兩雙手握在一起,分不清手溫和歸屬了。
      一放門簾五尺長,上面花草繡得強。
      上繡金魚來戲水,下繡牡丹落鳳凰。
      左繡鴛鴦成雙對,右繡喜鵲鬧春光。
      繡上獅子把球滾,二龍戲珠在兩旁。
      這邊繡的紅芍藥,那邊繡的白海棠。
      繡上水仙開花早,再繡九月菊花香……
      這一年冬,歷史語言研究所搬遷至雞鳴寺畢。董作賓、熊海平結為夫妻,一副繡著兩朵小牡丹的新門簾,掛起來,在南京的風中微飏。
      次年亦即一九三六年,秋天,男孩董敏初次睜開眼睛,看見洶涌的長江和人間。
      五 殷墟燕子與長沙一夜酒
      在上海城隍廟前的一系列舊書攤邊晃蕩,尋尋覓覓,我的姿態與心境,像一個田野考察者。發現一本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十五期殷墟考察照片集》。封面泛黃。照片黑白,注釋文字為繁體、豎排。大約為民國時代內部資料,未注明出版社。買一本回家,細看從前那一代知識者的面影與身姿,也是一次小規模的精神考古行動。
      照片集扉頁,以數列文字展示第十五期殷墟考察概況:
      發掘年份與日期: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至六月十九日。
      發掘地點:小屯。
      主持人:石璋如。
      工作人員:王湘,高去尋,尹煥章,潘愨。
      臨時人員:王建勛,石偉,魏鴻純,李永淦。
      視察者:董作賓,梁思永。
      監察者:舒楚石。
      參觀者:燕京大學參觀團葉公超、聞一多、陳夢家及學生數名。
      收獲:發掘YM331、333、338等多個墓葬,得甲骨文、青銅器等共計一萬余件。
      這是民國最后一期小屯殷墟考察活動。至此,歷時九年、由董作賓肇啟的田野行動落幕了,等候新一代人、新劇情,在多年后登臺演繹。
      十八天后,七七事變爆發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學者們,攜帶數百箱珍貴文物,經長沙、桂林,而至昆明、李莊。北還南京,已經是一九四六年夏天的事情。八年中日對決,四年內戰,安陽與中原風緊云暗。直到新中國建立,梁思永、陳夢家等等學者及弟子,接力奔赴小屯村,重啟殷墟考察事業,相繼發現司母戍方鼎、司母辛方鼎、婦好墓……“何謂中國”,“何以中國”,有了新判斷、新回答。
      在彼岸,董作賓把主編的刊物命名為《大陸雜志》,有愛意、惆悵意在焉。該雜志某一期封三,有他以甲骨文書寫的一首詩:
      依依朝日上林初,長對幽花酒一壺。
      為問歸來新燕子,可猶省識舊人無?
      眼前這一照片集內,是一九三七年春天的燕子,在小屯村上空飛翔,對中日間戰爭氣氛累積加重,充滿不安預感。殷商人認為自己是玄鳥亦即燕子的后代。這些民國時期的燕子,歡喜于發掘活動的密集熱烈,快樂于田野午餐遺留在地上的面包屑和殘羹冷炙。從第一期只有數十人,到最后幾期達三五百人,現場發掘規模持續擴大,改變了殷墟燕子的世界觀和生活水準。它們絕不會劇變為海燕飛越大海,再復歸為燕子,去訪問那一座孤島上望鄉生愁的舊人。而他們,只能從記憶中挖掘殷墟燕子的成分,安慰視覺與聽覺。
      田野里,董作賓與石璋如伏身盤一個簡單灶膛,以加熱食物。遠處,是著名的七孔安陽橋,有兩艘船處于河面。這一照片的拍攝者,注明是王湘。在石璋如拍攝的照片中,王湘,董作賓的這個表弟,屢屢現身:用氈帽蓋著眼睛,躺在挖出的深溝內午休,像在模仿一個等待被發掘的古人;用水平儀對著遠處的地平線測量,腰半躬,酷似一頭隨時準備騰身而起的豹子;爬在一架跨越巨大墓穴、呈“A”形狀的木梯頂端,手舉相機俯拍,如同一只燕子俯瞰大地。
      照片集內其他場景如下:三月十九日,六人裹頭巾或戴草帽,高高揮起釘耙挖掘;四月一日,九人站在堆成臺階形狀的土坡上,自下向上傳遞土筐;四月六日,一群人在平坑,即完成發掘后,將土坑回填以恢復原來地表;五月十八日,午休,石璋如坐在一棵大樹下,仰臉向天,不知入睡沒有,周圍其他人或坐或臥姿態不一;五月二十九日,石璋如、尹煥章和高去尋,赴清河寺考察,千手佛指出一千種可能性,讓這些年輕人仰臉神往;同一日,途中,被一個土匪強行留飯后合影于路邊,那土匪一直扭頭盯著他們的脖子,據石璋如晚年回憶錄所敘,土匪用這一奇怪姿勢警告“小心脖子”,不要觸動其利益范圍;六月二日,小屯村墻壁張貼的《第一五二保保甲規約》,第三條明確禁止本保村民盜挖古物;六月五日夜,安陽城冠帶巷辦公室,石璋如、王湘、高去尋、尹煥章、潘愨、李永淦圍著玻璃罩油燈,查閱資料;六月九日,堆積如山的出土文物旁,王湘和高去尋在埋頭分類整理……
      董作賓身影在照片集內出現不多。他、李濟和梁思永,在第十期殷墟考察以后,大都以視察者或監察者身份,通過電報或電話,遠距離指導小屯村田野里的行動,關鍵時分才會來到現場定神賦能。這表明,新一代學者已傳薪續火、負重前行。其中,“十兄弟”脫穎而出,像“甲骨四堂”一樣,進入中國現代考古敘事話語。他們按長幼排序如下:李景聃(安徽舒城人,逝于南京),石璋如(河南偃師人,逝于臺灣),李光宇(湖北鐘祥人,逝于臺灣),劉耀(河南滑縣人,逝于北京),尹煥章(河南南陽人,逝于南京),祁延霈(山東濟南人,逝于新疆),胡厚宣(河北望都人,逝于南京),王湘(河南南陽人,尚健在于北京),高去尋(河北安新人,逝于臺灣),潘愨(籍貫不詳,逝于臺灣)。彼此互稱“老大”“老二”“老三”……手足之情,在田野與書齋間結成,于苦難和寂寞中淬瀝。
      從十兄弟陣容可以看出,河南籍學者占四人,此情形與殷墟地處中原有關,與董作賓引領有關。他們人生歸宿各異,大致上是由一九三七年的“長沙夜宴”決定的。
      那一夜,湘江邊,清溪閣酒樓內,傅斯年召集自南京剛抵達長沙的全所人員聚餐。菜肴簡單,酒瓶卻密集如手榴彈,黃酒、紅酒與白酒的力量,在隱忍中等待迸發。幾張酒桌,洋溢著出生入死般的戰場氣氛。田野調查造就大部分考古學者的好酒量,以酒精緩解周遭荒涼,用醉意渲染發現之喜悅。而此刻,氣氛沉郁。傅斯年手端酒杯站起來說:“各位同道,十年前,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時,我就有一個夢想:沿平漢鐵路、隴海鐵路,設立若干考古據點,便于運輸裝備和文物,上窮碧落下黃泉,跑來跑去找東西。不能滿足于前朝二十四史,那不過是二十四個家族的家譜而已!為民族重敘史章,乃吾輩志命。然眼下,大敵已至,猛虎立我前,國家集中資源于抗戰,供養學術之財力日顯困窘。這些天,反復斟酌,痛下決心:擬對咱們所精簡分流。此舉實屬萬不得已,望同仁諒解并慎重抉擇。若留下,須耐得一路困苦和案頭寂寞,臥薪嘗膽,靜待巨變;若離開,赴戰場報效家國,亦光榮無限。將來中華光復,我等再歡聚一堂、從長計議,可好?”一派寂靜,稍后掌聲響起,如秋雨凜冽含悲。
      夜宴持續至凌晨。一批年輕學者當場決定從軍。他們一次次向前輩鞠躬,一次次與同輩擁抱,一次次以歌唱般的音調舉杯敬酒,敬一次,干一杯:“敬蒼頡……”“敬司馬遷……”“敬歷史語言研究所……”“敬殷墟……”“敬先生……”“敬未來……”先生與后輩飛淚言志,長沙一夜酒,中國萬古榮。
      次日,十兄弟中的石璋如、王湘、劉耀、尹煥章、祁延霈,啟程奔赴延安;疖、汽車、木船與馬車,朝著北斗星方向迢迢而去。五人行至臨汾,入八路軍辦事處。石璋如一身西裝、面目精致,遭一位首長拒絕:“延安很艱苦啊,先生,請回去吧。”怏怏轉身,歸河南,忽接董作賓電報,即趕往昆明重歸歷史語言研究所。王湘等人著裝簡樸、神情憨厚,得以參加八路軍,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,或犧牲于抗日烽火,或成為考古事業領導者,在五十年代重返安陽田野。晚年,王湘回憶,當年做出“北上”這一重大選擇,征得表哥董作賓同意。這同意,暗藏一個父親對遠方女兒的理解和思念。
      在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十五期殷墟考察照片集》的最后,我看見兩個場景:
     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五日,一個巨大木箱,原封不動裝進去無數甲骨和泥土,由六十余名壯漢協力抬起,走走歇歇,用兩天時間送抵安陽火車站、運往南京。因時局緊張,來不及清理龜甲,且擔憂土匪來襲,故有此奇特雄壯之舉。
      六月十九日中午,田野里,數百人面對鏡頭和未來,面孔與身份模糊,一概洋溢著悲壯郁勃之氣象。
      當晚,暴雨沖洗中原。一列火車吼叫著沖出安陽站,向南方疾馳,像猛士與哀兵刺出去的最后一劍。
      六 我東曰歸,我情依遲
      從后院一角暫時棲身的家,走進前院巨大花廳改成的教室,只需兩分鐘。董作賓站在講臺,看三十多個小孩起身鞠躬,也鞠躬回禮。“今天這一課,我們繼續認甲骨文,學著‘畫’一句話,好不好?”孩子們歡呼:“好,喜歡畫——”十歲的董敏仰望父親,眼神羞澀,完全沒有了在家中翻天覆地的躁狂。
      此時:一九四六年三月的一天。此地:四川,宜賓,李莊鎮外四公里處的板栗坳村,張氏望族七個院落的主院“牌坊頭”,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子弟小學。此景:陽光從鐫刻梅花、仙鶴圖案的窗欞間射入,斑斑駁駁,落在孩子們和董作賓身上,長江上的輪船汽笛聲和栗峰鳥鳴隱約傳來。此情:喜悅、期待、暢想……
      自長沙、桂林、昆明,一路輾轉,一九四〇年末,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徙而至,次年春即開辦小學,使職工子女及板栗坳村的孩子得以就讀。學生六歲至十歲左右,五個年級在同一教室上課,輪番站起來誦讀答疑,像同一塊田野里套種的不同莊稼,輪番拔節抽穗、揚花灌漿。李莊到處傳頌:“板栗坳有一個好小學!”七位學者的妻子成為教師,其中,熊海平教國文,俞大彩教英語。學者們也客串教師,偶爾來講一次課,就會讓這些孩子銘記終生。
      某日,傅斯年肥貓一般霸氣地晃進教室,孩子們頓然寂靜,像老鼠。傅斯年笑了,貓一樣抖擻胡須:“我可怕嗎?仁軌,我可怕嗎?”那一個名叫“仁軌”的男孩,與董敏同桌同齡,是傅斯年兒子。其名,為致敬在朝鮮與日本人作戰的唐代名將劉仁軌。傅仁軌看著父親,噗嗤一聲笑了:“不可怕,大肥貓一樣可愛!”孩子們轟的一聲笑起來,擺脫了老鼠般的危機感。傅斯年響亮擊掌:“對呀,我很愛你們喲!平時很少看見我,就覺得陌生、可怕,對不對?那是因為我在重慶啊、香港啊、昆明啊,到處跑,像貓一樣,捉日本鬼子這些老鼠!”孩子們笑得前仰后合,像風中的莊稼。“你們可能覺得,傅伯伯這么胖,能上戰場嗎?這就需要你們學好乘法,將來學好物理,就懂得一個科學原理:體重乘速度,可產生巨大能量,撞死那些日本鬼子!”傅斯年攥拳、前傾身體,做出撞擊姿態,孩子們手拍課桌大笑。
      對孩子們而言,瘦削的董作賓伯伯,還是比肥壯的傅斯年伯伯可親。能常?匆娝谂品活^這一院落里開會、接待客人,甚至知道他的綽號“老天爺”。
      董作賓對熊海平說:“在這板栗坳望江看山,倒是讀書做學問的好境地?墒澄飬T乏,委屈了你和孩子。”熊海平安慰丈夫:“不委屈。忍耐一番,終究會好起來……”沈從文自昆明來信寫到:“生活維艱,聞一多先生刻印章賣。彥堂兄可寄一些甲骨文書法,我助銷,或許能換錢補貼家用。”董作賓讀完信,嘆口氣。出門,去江邊與山坡上散心,也像是開展一次小規模的田野調查。沒看見一棵板栗樹,“板栗坳”“栗峰”這兩個名字如何生成?橘子樹滿眼皆是。某日,傅斯年來訪董作賓,坐在用一塊木板和兩摞磚頭搭起的“書桌”前,吃一枚新摘的橘子,汁水濺到臉上也不去擦。董作賓說:“孩子們的國文教材,可加上屈原的《橘頌》,在此時此地講,最動人心魄。即便懵懂,將來會受益一生。”傅斯年吃罷橘子,翻看越來越厚的《殷歷譜》書稿:“彥堂兄定奪吧,我贊同,拜托了。” 傅斯年外出期間,委托董作賓代理所長之責。全所職工和孩子的吃喝拉撒睡,以及被蛇咬傷之類事務,均需董作賓操心照拂。
      自一九三九年起,中國營造社、金陵大學、同濟大學等等機構,從北平、南京或上海遷徙至李莊,科學家、教育家和青年學生達一萬余人,被當地百姓稱作“下江人”——長江下游溯流而來的人。中央研究院數百箱文物在李莊上岸時,人體標本散落在地,遂有“下江人吃人”謠言流傳,發生圍攻“下江人”事件。傅斯年、董作賓向官方尋求秩序維護,組織學者開展科普教育。一日,石璋如站在李莊街頭,指著一具人體標本講解:“這個人腰椎不直。醫生對他的骨骼進行研究后,就懂得在哪個關節處動手術。咱李莊有了同濟大學辦的醫院,能做這樣的手術了!懂科學,生活就能好起來!”一個牽牛男子問:“我這腰疼半輩子了,也能治?”石璋如回答:“大叔啊,牛的腰治不了,咱人的腰,能治!”聽眾歡笑鼓掌。漸漸的,“下江人”被認同為李莊人。五個當地姑娘,與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青年相愛。成婚前,女方父母要求出具“擔保書”,傅斯年和董作賓代表男方家長,一一寫下承諾:“人品端正,前途無量。”
      一九四三年六月,英國科學家李約瑟訪問李莊,梁思成、林徽因、童第周等等大師云集小鎮,在當地士紳騰出的庭院里安家,以寺廟為教室、實驗室、醫院,為中華賡續道統和文脈,深感震撼:“如此困苦,如此卓絕,中國必贏得最后勝利!”在板栗坳,面對那些甲骨、漢畫拓片、青銅器、竹簡,李約瑟心動神迷。與學者座談,獲悉中國古代的許多細節,如:公元一〇七六年,北宋開始禁止向韃靼人出口火藥,蘇東坡在貶謫途中作《水調歌頭·明月幾時有》,邊患與內憂,在這一年疊加互動,顯露出劇變前的征兆。李約瑟為之感嘆:“太有意味了……”到傅斯年家做客,兩人長談一夜,主題仍然是“何謂中國”“何以中國”。次日,王玲研究員被傅斯年喊來,接受李約瑟面試,不久即赴劍橋大學留學。九年后,她成為李約瑟出版的七卷本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合著者。李約瑟在此書序言里寫到:“中國曾經保持著令西方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。”
      畢竟是“曾經”,昨日之日不可留。又一代知識者,如何從頭收拾舊山河?
      從北平,到李莊,對于董作賓《殷歷譜》的寫作進程,傅斯年殷殷在懷、望之彌切。在“板栗坳之夜”,他曾向李約瑟談到這部書的意義。每每自重慶或成都回來,總會給董作賓提一桶買來的煤油:“支持《殷歷譜》,彥堂再加油!”煤油燈比普遍使用的桐油燈明亮、無煙,不招惹蚊蟲。夏夜,青年們聚攏于董作賓門外庭院,借著透窗而出的燈光,討論學術或散漫聊天。熊海平切西瓜、端茶。誰說話嗓音大,就會有人提醒:“小一點,老天爺用功呢!”董作賓聽見,笑了,掀開那繡著兩朵小牡丹的門簾:“快!來兩個人打算盤!”算盤珠撥動聲驟雨般響起,董作賓感嘆:“咱這研究所,快成數學研究所了!”
      一九四五年春,《殷歷譜》徹底完成,以手寫、石印的形式在李莊出版。它由一個總譜、九個別譜組成,集歷史、天文、歷法、禮制為一體,填補殷商歷史二百七十三年間的空白,震動中外。新書運到板栗坳,那一天,董作賓請全所研究員聚會慶祝,喝李莊白酒,吃熊海平用一口大鍋烹飪的中原美味——豬肉雞蛋撈面條。傅斯年喝著、吃著、講著:“彥堂兄愛臨摹‘豕’字,這豬肉嘛,果然滋味非凡!”大家笑。傅斯年感慨:“完成這一巨作,須天資高邁,更要苦心孤詣。這十年,我常與彥堂兄抬杠,無理犟三分,就為了破解彥堂兄上下求索之寂寞。所以呀,對于《殷歷譜》問世,本人略有貢獻喲——老天爺呀,面條真好吃!”笑聲一片。董作賓向大家鞠躬:“謝謝孟真兄勉勵有加,謝謝年輕人打算盤,謝謝同仁們惠我良多,風雨如晦,而雞鳴不已……”李濟回應:“既見君子,云胡不喜。”梁思永亦回應:“夜如何其?君子至止。”掌聲久久不息。熊海平和俞大彩互相為對方擦眼淚。
      回到一九四六年三月這一天,板栗坳小學課堂。風搖動樹枝,像是在窗子上即興作畫。
      每月為孩子們上一次課,董作賓已持續五年多。從最簡單的“日”“月”“天”“地”“人”開始,教孩子們認識漢字之美,他反復說:“中國的魂魄藏在這漢字里,漢字活著,中國就活著!咱中國人做人與做事,像這漢字,端端正正,自然而然。”
      此時,董作賓用粉筆寫下或者說畫出四個字,“山”“高”“水”“長”。“你們看哪,‘山’是不是像三座連著的山?”“是——”“‘高’是不是很高呀?”“是——”“‘水’呢,是不是能看見波浪、聽見嘩嘩啦啦響聲?”“是——”“‘長’呢,是不是無邊無際呀?”“是——”董作賓沉默片刻,說:“這四個字,連在一起,‘山高水長’,就不僅僅是四個畫面了,是表達一種心情,一種對人、對民族的愛與依戀。”孩子們的小臉肅穆起來。“去年,抗戰勝利了!今年,你們大部分同學要隨父母回南京。咱這小學還會辦下去,新聘請的老師馬上就來了,板栗坳的讀書聲會綿延下去。”一些孩子開始抹眼淚。“將來,不管走到天涯海角,你們都要記著板栗坳、李莊、四川。不管干啥職業,都應全力以赴,以免國家重蹈水深火熱之境地。大家這一刻的心情,就是‘山高水長’,懂不懂?”孩子們回答:“懂——”董作賓笑了:“好,咱們開始寫、開始畫吧……”
      五月一日,牌坊頭前聳立起一塊新刻就的巨大石碑——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留別李莊栗峰碑銘”。碑額,正是董作賓以甲骨文體書寫的“山高水長”四字。碑文,由歷史語言研究所學者陳槃撰寫,勞幹手書:
      ……本所因國難播越,由首都而長沙、而桂林、而昆明,輾轉入川,適茲樂土,爾來五年矣。海宇沉淪,生民荼毒,同人等猶幸而有托,不廢研求。斯仁里主人暨地方明達,其襄助尤不可忘。今值國土重光、東邁在邇,言念別離、永懷繾綣。茲雖流寓勝緣,亦學府一時故實,不為鐫傳以宣昭雅意,則后賢其何述?銘曰:
      江山毓靈,人文舒粹。滄海驚濤,九州煎灼。懷我好音,爰來爰托。朝堂振滯,燈火鉤沉,安居求志,五年至今;驶手信d,泱泱雄武。郁郁名京,峨峨學府。我東曰歸,我情依遲。英辭未擬,惜此離思。
      碑銘最后,是傅斯年、董作賓、李濟、梁思永、李方桂、吳定良、丁聲樹等五十三位學者的名字。
      全所人員與家屬,盛裝出席立碑儀式,男士穿西裝或長衫,女士著旗袍或長裙。板栗坳小學的孩子們齊聲朗誦碑銘,音調清新,猶如晨風吹徹春林夏木。最動人心弦的兩個句子,一是“燈火鉤沉”,二是“則后賢其何述”。當俯首于燈火、鉤沉遠古,他們偶爾抬頭猜想,后世賢良如何對那一代知識者進行敘述。我,賢良否?在新世紀寫下的這些文字,能夠與他們的靈魂相遇否?似云朵與雷聲在驚蟄相遇,萬物一新。
      自一九四六年秋開始,板栗坳成為舊址和路標,指出一群赤子俊彥的去向:帶領文物、思想和傳奇,在李莊碼頭啟航,以新行動和新發現,繼續勾勒一個國度的肖像。大江東去,船過三峽。董作賓躺在艙底臥鋪,隱約感受到下方波浪的動蕩。輾轉反側。想起杜甫的《秋興八首》《聞官軍收河南河北》,想起小屯村、南陽城、母親、女兒及其他,淚水盈眶,忙扭轉身擦去,免得熊海平、董敏和同仁看見。拂曉,他獨自來到船舷四望。兩岸懸崖間殘存的古棧道,仿佛英雄斷腸與傲骨,同這一江一腔的熱血相映照。峭壁上,那些雕鑿描紅的巨闊言辭,猶似龜背牛骨上的蒼勁線條,向后世發出呼吁、期待回應。其中,三十年代末期所刻寫的兩句話語,尤令董作賓心緒難平——馮玉祥楷體的正大誓言:“踏出夔巫,打走倭寇!”孫元良隸書體的抒情短句:“夔門天下雄,艦機輕輕過。”
      夔門偉大,霞光涌動,如一副錦繡門簾被江風浩蕩吹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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